来源：新财富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广东，作为中国最全球化贸易及金融中心的香港，作为全球最大单一博彩市场和亚洲最顶级休闲娱乐目的地的澳门，俱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成就。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下，这三个极点如何协同发展，迈向世界第一湾区？新财富试图通过比对三地民营企业家财富的来源、量级与成长纪录，探寻其民营经济的结构与优势所在，以及资源匹配的方向。
根据个人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及其他主要资产市值，新财富首先筛选出200名粤港澳大湾区上榜企业家，他们的上榜门槛为40亿元，总身家为47109.7亿元，平均身家235.5亿元。分地区看，来自香港的有68人，其中1/3来自地产业，他们占有了香港上榜者一半的财富。而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香港，金融业上榜者却仅有出乎意料的3人。相比之下，澳门仰赖于博彩业造富，而广东顶级企业家群体则更加年轻，造富行业组合也更加多元化，it、地产、金融、生物科技等领域富人辈出，呈现出相对健全和充满生机的创富生态。
新财富同时对纽约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东京大湾区的富人所在行业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湾区优势行业的集聚是一种普遍现象——纽约一半顶级富人来自金融业，而加州it类富人占据了本地富人6成以上的身家，东京圈富人则呈现出典型的“娱乐至死”的特征。金融、互联网、娱乐，这些轻资产的产业类型，因为具有边际成本极速降低的特点，成就了湾区造富的虹吸效应。与此同时，这些大湾区的优势产业如纽约金融业、硅谷it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都获得了统率级别的竞争能力。
相比之下，粤港澳大湾区各地过往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形成的迥异的产业布局，尚未能形成合力，或许需要通过协调机制，提炼并构建一个面向全球和未来更具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而无论从阿里、腾讯背后操盘的蔡崇信、刘炽平，恒大度过寒冬之时的港资地产商，还是科技新秀华大基因、柔宇科技、大疆创新、商汤科技的技术传承看，在人才输出、资金扶持、技术交融等各方面，香港这一全球的财富、金融、教育及科技高地都对内地企业和市场起到了非同凡响的影响力，三地联手值得期待。不过，从香港地产富人占比过高，一定程度上导致新兴产业富人上升受限的情况看，或许有必要在政策设计中，避免湾区的造富优势行业向对其他新兴产业有一定抑制作用的地产业集中收敛。
来源:新财富
作者:陶娟
民营企业的活跃度是一地经济发展强度与活力的表征之一，民营企业家所拥有的股权等资产在资本市场获得的估值，则可以侧证民营企业的发展程度。在中国，粤京浙沪，一直是民营企业家资产估值最高的地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之下，如果领先的广东，再叠加底蕴深厚的港澳，则堪称中国最具竞争力的湾区。从民营企业家所掌握的资产净值的角度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结构与融合方向，并与全球领先的湾区进行对比，不失为一个有益的角度。
01
湾区民企研究的样本价值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广东，作为中国最全球化贸易及金融中心的香港，作为全球最大单一博彩市场和亚洲最顶级休闲娱乐目的地的澳门，充分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成就，无一不是光芒耀眼。
不过，在传统增长时代近乎终结，全球产业格局正在重构的背景下，如果不能把握先机，应时而变，夺目的明珠也将光芒黯淡。放眼国内，粤港澳湾区各市在引领未来的现代服务、高科技、智能制造等产业上，有着最为鲜明的领先身位。所以，三地能否在当今的各自精彩之外，面向未来探索分工协作，抱团寻路，更见重要。这不只是一道关系湾区城市未来的重大课题，也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具有试点意义。
那么，三地优势何在，空间何在，如何越过种种障碍，匹配各方优势资源，实现协同共赢？政商学界，不无高见，我们且尝试从民营企业家所掌握的上市公司股权及其他主要资产价值角度进行比对，为这个大跨度的命题提供一线参照。
因市场化之名而盛的粤港澳三地，民营经济的活跃度超过国有经济，而民营企业家所掌握的财富，大多已经资本化为上市公司的股权市值，因此，他们个人及家族的资产量级，不仅对应于各自企业过往发展的历史积累，市场赋予的不同估值，也隐含对这些企业成长性的未来预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富人的行业分布，是各地资源禀赋的直观映射；他们财富的积累速度与总规模，亦与区内营商环境息息相关。
为了更加充分地反映三地造富状况和引力，我们力图从更为广泛的角度选取样本：
其一，总部设在三地的公司股东；
其二，主要业务在三地的公司股东（包括外籍股东，他们主要来自港澳地区）；
其三，在三地出生或拥有三地身份的公司股东。
这同样反映了各地生成人才的能力以及对人才的吸引力，他们之中，前者包括香港籍贯的腾讯控股刘炽平、阿里巴巴蔡崇信、前程无忧创始人甄荣辉等，广东籍贯的国美控股黄光裕（出生于广东汕头）、汉能控股李河君（出生于广东河源）等——他们以粤商代表为人所知，我们也循照传统认知将其列为广东富人，后者包括拥有香港身份的银亿集团熊续强、李宁公司创始人及大股东李宁、soho中国的控股股东潘张欣等。
对纳入候选行列的企业家，我们以其2018年7月31日的资产净值作为计算标准进行排名，同时，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今年以来微观经济层面的变化，我们还计算了他们2018年年初的资产数值，作为对比。最终呈现在面前的，是一份颇有些出乎意料的名单（表1）。
粤港澳200名样本富人中，香港占据了68席，澳门3席，而广东占据了129席（表2）。广东上榜人中，深圳有70人，甚至比香港多出了两位。1841年开埠的香港，印象中富人如织，顶级富人的数量竟然和1980年成立特区的深圳不相上下。如果扣减几位主要业务起源于内地的富人，如张欣、李宁、熊续强等，香港起家的富人比起深圳甚至还少几位。广东剩下城市里，广州29席，佛山8位，东莞7位，汕头4位，中山3位，珠海2位，云浮2位，普宁、河源、惠州各1位。
澳门的三位上榜人全部来自博彩业，包括掌控金沙中国的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gary adelson）、掌控澳娱的赌王何鸿燊、掌控永利澳门的斯蒂芬·永利（stephen wynn）。何氏家族的何超琼、何猷龙因名下公司总部注册在香港，被归入香港板块。
200名粤港澳富人，资产总值47109.7亿元，平均身家235.5亿元。相比之下，以中国内地富人为样本的2018年新财富500富人榜，平均身家为191.3亿元，粤港澳地区富人高过全国平均水平2成以上，显示这一区域拥有更强的创富能力，也体现了大湾区迈向世界第一湾区的潜力。与此同时，由于今年以来股市的大幅杀跌，本次200人的上榜门槛为40亿元，较年初的财富值有所下降。
如果以粤港澳湾区创富能力最强的十个人进行比对，那么粤地富人略胜一筹。前十名上榜人中，5名来自广东省，4名来自香港特区，1人来自澳门，马化腾手握2450亿元上市公司股权，成为大湾区最高资产净值的企业家（表3）。第二、三名则分别为李嘉诚父子、李兆基家族。虽然年初许家印以2285亿元超越两大李氏家族，成为粤港澳地产商no.1，不过经过今年内房股的一轮下跌，他目前位居第四名。
如果我们以上榜人身家来比对当地的gdp，那么可以发现，香港地区的这一比例竟然已高达87％，若以2018年初的财富值计算，这一比例更可高达95.5％。也就是说，香港仅68名上榜人的身家，竟然就可以媲美当地一年的gdp。相比之下，广东2017年的gdp接近9万亿元，是本次广东上榜人身家的3.3倍。澳门2017年gdp为3358亿元，上榜人总身家为1375亿元，gdp差不多是上榜人身家的2.5倍。以此数据观察，这是否意味着，广东企业家的成长还有颇大的空间？
02
从创富力看产业布局：
香港地产突出，广东更加多元
如果将200名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其中香港、深圳两个相邻城市的上榜人进行行业上的划分和比较，则各地优势产业及结构上的显著差异一览无余（表4）。
香港地产造富，缘于资源与市场受限
香港68名富人中，24名为地产富人，人数占比超过1/3；更值得关注的是，香港地产富人的财富达到了10041亿元，而香港上榜富人的总身家也只有1.89万亿元，地产富人财富占到了半壁江山，财富集聚效应令人惊讶。其背后反映的是香港本地资源不足与市场狭小，以至于早年作为支柱的制造、服纺等产业发展受限，最终在全球化竞争中被淘汰，只有本地化且满足刚需的住宅成为造富主场。
香港的地产富人早年大多实业出身，如李嘉诚起家于塑料花、李兆基从黄金外汇炒卖赚到第一桶金，刘銮雄靠把吊扇卖到美国发家，但最后都通过“地产+股市”的方式撬动杠杆，博对周期，极致地放大了财富。除了这些如雷贯耳的家族，新鸿基地产的邝肖卿家族、恒隆地产的陈谭庆芬家族等，上市地产企业的控制权还掌握在家族老祖母手中，她们个人的知名度虽不及二李大刘，但企业名号在内地同样十分响亮（表5）。
大名鼎鼎的英皇娱乐集团话事人杨受成，虽然更多是因为谢霆锋容祖儿等旗下明星为大众所知，但杨受成本人的财富却同样主要来自地产。他起家于钟表行业，却曾因为囤积土地在1982年的香港金融危机中欠下3.2亿港元巨债，如今杨受成家族掌控了6家上市公司，涉足地产、钟表珠宝、娱乐、证券、酒店等各行业。其中，集团旗舰上市公司为英皇国际（00163.hk），主要从事物业投资及地产发展，在铜锣湾核心地区罗素街、潮流旺区骆克道、尖沙咀广东道等地拥有多个核心地铺商业。
凸出地产造富这一特点的，则是除了这些根基深厚产业纵横港人生活的大佬，甚至有专业炒房、炒车位、炒商铺起家的投资客积累巨额财富。
香港“铺王”中名头最响亮的“波叔”邓成波，1934年出生于广东佛山，5岁时丧母，只有小学学历，16岁时从霓虹招牌的学徒小工做起，纵横楼市40余年，如今持有遍布港九新界200多项工商铺物业。近两年，他已投资超过160亿港元换货，重组资产。2017年9月，他将观塘the wave、铜锣湾波斯富街多层商铺及鰂鱼涌东汇中心地库三处项目以31亿港元价格打包售予中银国际，仅这一次转手账面赚约20亿港元。截至2018年7月31日，邓成波的财富估值为120亿元。这是内地炒房客目前还未曾达到的境界。
地产富人吃重，足见香港地产生意的含金量，但硬币的另一面则是香港人的居住环境一直被世人所诟病。综合体现在：居住面积拥挤；房价成本高昂。根据美国城市规划咨询机构demographia于2018年1月发布的《全球房价负担能力调查2018》，在对全球92个主要城市的调查中，香港连续第八次成为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demographia报告计算了2017年第三季度各城市“中等收入家庭的房价负担”，即房价中位数对税前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之比。报告显示，中国香港2017年的房价收入比为19.4倍，这意味着，香港年收入中位数的家庭，差不多需要20年的全部税前收入才能买到当地中位数价格的房子。澳大利亚悉尼（12.9）排在第二位，加拿大温哥华（12.6）排名第三，房价收入比不到13倍，看起来已然比香港温和了很多（图1）。
香港中文大学也曾做过类似的调查，在香港，负担一间39.9平方米的小公寓，房价收入比都已经从2002年的4.6上升到2015年的15.7。高房价必然导致拥挤的居住环境。据统计，2016年香港8成以上的家庭居住面积在20-70平米之间，家庭住户面积中位数为40平方米。其中，居住在公屋的香港家庭居住面积中位数仅有33平方米，5成公屋住户面积在20-40平方米。而住在私人房屋的家庭空间略宽敞，中位数有47平方米。6成私人房屋的住户在40-70平方米之间。
在全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香港，一屋难求和地产造富因此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方面，香港人居住着幸福指数低的房子，另一面，香港富人中占比最多的是地产富人群体。原因之一在于，在全球化的开放趋势下，可跨国交易的产品和服务，能在充分竞争和分工深化的刺激下，由最有效率的生产部门提供，从而实现物美价廉，有效提升消费者福利。但固定在土地上的房子，却无法移动，也就无法跨区贸易，且不说不同城市，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不同地段价格都会有天壤之别。
然而，香港大片地产富人的存在，年轻人难以负担的高房价现实，的确部分阻碍了其他行业的发展。财富集聚于地产富人这一现象，也许部分回答了，为什么香港缺乏年龄低于40岁的创业型富人。房价上涨浪潮，已让年轻人在高房价中疲于奔命，无暇“诗和远方”，无暇创新创业。
李嘉城/李泽楷父子，也许即是香港世界里“地产-创新”这一对立生态的真实写照。李泽楷大学时执意没有选取父亲更为中意的商科，而是凭借兴趣选择了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回望这20年的互联网世界发展，不能不承认小超人的未来感和眼光比其父甚至更佳。然而，即使资源人脉见识都不缺，李泽楷在香港依然难以推行他的高科技梦想，其落地的主要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