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的私塾,不拘姓氏。过去,私塾多为蒙学程度,以自设馆为最多。塾师文化水平悬殊,他们当中既有像蒲松龄、郑板桥那样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
私塾改良遇到一定的社会阻力,本身也有需要检点的地方:对私塾办学的特殊性缺乏考虑。私塾改良收效不大,农村的私塾还是以旧式私塾居多,鲜有改良者。每当私塾改良活动处于低谷,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放松了对私塾的管理时,社会上就会冒出一批私塾来。在军阀混战的20年代以及抗战期间,新开办的私塾比较多。中国古代有私人办学的传统,崇尚文化知识。遇到战乱,官学受到冲击,私学便趁机填补官学被破坏所造成的教育真空。这一模式在近代仍然适用,具体表现为私塾的反弹。
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兴学让路。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中国近代工商业非常稚嫩,小农经济无力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经济滞后制约了近代小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儿童在小学的就读率大致为20%。另一方面,社会上还有大量私塾存在。把私塾与小学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有人发现,转化私塾可以作为发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长点。
对于文化的传递、人才的培养,私塾在古代曾经做出过贡献,它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距离,因此,私塾受到社会的质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知识覆盖面过窄;教材长期不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显然,中国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不能不发展近代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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