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关于塾的记载不是出自《尚书》，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据裘锡圭先生考证，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多处提到了塾。塾在卜辞中作“孰”，两个字旁为上下结构。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塾是怎么得名的？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隶经杂箸》甲编卷下）
私塾重返教育舞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把社会上出现的私塾叫现代私塾，即现代社会中的私塾。现代私塾在小学教育的缝隙中产生，它试图补充小学教育的不足，利用了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好奇心。不过，新旧教育观念的跨度太大，而且，现代私塾还要承受来自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压力。这些因素都制约着现代私塾的发展。
私塾改良遇到一定的社会阻力，本身也有需要检点的地方：对私塾办学的特殊性缺乏考虑。私塾改良收效不大，农村的私塾还是以旧式私塾居多，鲜有改良者。每当私塾改良活动处于低谷，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放松了对私塾的管理时，社会上就会冒出一批私塾来。在军阀混战的20年代以及抗战期间，新开办的私塾比较多。中国古代有私人办学的传统，崇尚文化知识。遇到战乱，官学受到冲击，私学便趁机填补官学被破坏所造成的教育真空。这一模式在近代仍然适用，具体表现为私塾的反弹。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中断，长期扮演强势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在古代少有变动，多种因素决定了古代私塾办学的面貌变化不大。《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书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明清两代最常见的儿童识字用书。《论语》、《孟子》属于经典读物，这时，也变成蒙学教材的一部分。私塾历来实行个别教学，塾师根据不同人的学xi基础、接受能力安排课业，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私塾对学生背书的要求特别高，读书是私塾学生的主要活动。清代，杭州城内著s名的宗文义塾在条规中要求学生：“每日读生书，朗读百遍。”
先秦时期，孔子只是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没有被作为治国的工具使用。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统治资源。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私塾从此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虽历经战乱而绵延不绝。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当时，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经典“五经”展开的。明清科举考试的重心向“四书”倾斜，而“四书”同样属于儒家经典的范围。此外，宋明理学家注重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并制订乡规民约，推行社会教化活动。宋明理学的兴起，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历代帝王都把教育儿童看成是家长自己的责任，对蒙学只是略加提倡、引导而已。官府从不干预私塾办学，任凭私塾在民间自由发展。

---

深圳市经礼养正传统文化有限公司
13692298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