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让全国人民领教深圳对阅读的狂热，正是全国书市。
1996年11月，第七届全国书市在新落成的深圳书城（现罗湖城）揭开帷幕。令许多人大吃一惊的是，一度被其他城市看作“亏本赚吆喝”的全国书市，在特区却受到了空前欢迎。书市首日，前来深圳书城参观购书的市民就达到10万人次之多。为了安全起见，书店不得不买起了门票，5元一张的门票被炒到80元。在为期十天的书市里，书城实现了2177万元的销售额，并一举创造了购书量最多、订货金额最大等多项纪录。二十多年前的那届全国书市，无疑是可以载入出版史册的。
1996年11月8日，第七届全国书市举办地，深圳书城正式开业。因前来购书者太多，书城只好挂起“请明天再来”的告示，但门外的读者依然不愿离去
短短几年间从南海渔村成长为超级都市，深圳的崛起堪称一个奇迹。而在将自己塑造成南中国最具吸引力都市的同时，深圳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阅读之都：从1989年至今，深圳人均购书量连续位居全国第一；2017年深圳居民日均读书87.48分钟，成年居民人均指数阅读量6.89本，电子书阅读量12.42本，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为在阅读推广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深圳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的荣誉。
从层次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到各具特色的公共阅读空间，深圳无疑当得起阅读之都的称号。而在二十二年后，由全国书市更名而来的全国书博会再度降临深圳，对于这座年轻的城市而言，这既是一次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绝佳契机，也是将经验分享给全国同仁的全新平台与窗口。
为什么深圳可以在全民阅读的浪潮中始终屹立潮头？面向新环境新挑战，这座阅读之城是否能够继续闯出自己的道路？在深入深圳文脉根基，溯源特区阅读气质的同时，《出版人》杂志也观察到了这座城市文化奇迹背后的政策、产业因素。归根到底，这终究还是一个围绕星空与土地展开的故事，换句话说，它关乎理想，同样关乎金钱。
一
1996年深圳呈现出的阅读盛况让人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作为一座城市的深圳本身太年轻了。根据当年的人口普查，当时深圳市人口平均年龄仅为25岁。这些怀抱这梦想来到特区的年轻人无疑具备旺盛的求知欲和强烈文化消费需求。深圳书城的落成和第七届全国书市的举办，正是他们所积攒的文化热情的一次喷发。
在深圳通向阅读之都的道路上，1996年的全国书市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时任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的王京生后来成为了深圳阅读推广的主要推手，而据他回忆，在全国书市中市民展现出的读书热情和求知渴望“引发了我们深深的思索——作为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我们应该在市民阅读行为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也许，举办专门的读书活动，正是一条绝佳路径。这时，媒体的声音出来了，政协委员的提案上来了，与我们的设想不谋而合。”
当时因书城内人满为患，不少读者不得不坐在书城门外的台阶上等待获准进店购书
对于这份热情，深圳市政府很快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众多公共文化设施如同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而王京生口中“专门的读书活动”后来成为了全国历史最久、影响力最大的官方阅读推广活动之一——深圳读书月。在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之后，对市民的文化需求进行全面的反馈，这在今天看来或许不足为奇，但在上世纪末，无论是理念还是实践，深圳均走在了全国前列。
但如果仅限于此，阅读推广在深圳可能只会是文化的点缀。深圳的阅读推广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成为全国的标杆，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在于：这座城市发力阅读推广，不仅是对市民文化需求的回应，同时还是对城市自身价值和转型发展方向的一种选择。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90年代的深圳拥有“深圳速度”的荣耀，也背负着“文化沙漠”的“恶名“。作为一个人口流动性极强的移民城市，深圳的投机人口与沉淀人口严重倒挂，功利的心态影响着这座城市的社会生活，使其一直没能形成与经济地位匹配的稳定的城市文化。在崛起后的十余年里，特区始终面临着严重文化认同危机，迫切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价值观。
很多“老深圳”都记得世纪之交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帖子。在这篇万字长文中，深圳市民的焦虑和迷茫表现得淋漓尽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拓展，以深圳为首的经济特区的先发优势渐渐耗尽，出现了“特区不特”的现象。同时，经过了二十年快速的经济发展，深圳也开始出现土地空间限制、能源资源短缺、环境承载有限、人口急剧膨胀等多方面挑战，城市发展亟待转型。
转型怎么转？深圳政府看到了文化的力量。正如王京生所指出的：中国城市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评价经历了三个阶段：拼经济、拼管理、拼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而深圳希望自己在这次变革中依旧成为最先起跑的那一个。在城市文化价值和城市发展转型的双重需要下，深圳果敢地跨越来自内外的挑战，将目光投向了日新月异的文化产业，做出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深圳来说，文化既是经济发展的反哺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阅读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新闻出版处副处长蔡燕娟向《出版人》介绍了深圳助推文化发展、全民阅读的制度保障： 2004年，深圳市委出台了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决定；2009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加快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全民阅读战略地位的确立；2011年，深圳在全民阅读与文化强市关系之间提出了“文化深圳，从阅读开始”的行动策略和路径选择，并在随后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中得到确认。
深圳政府对阅读的重视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仅有政策还不够，还要进一步上升为法律法规条例。2013年，深圳正式启动全民阅读法规的制定。经过2年多的努力，《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15年12月24日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并与2016年4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这是国内全民阅读领域首部运用特区立法权制定的法规。
“《条例》的特点，一方面对深圳全民阅读成功经验加以固化，另一方面又对深圳全民阅读未来发展进行了制度设计。”蔡燕娟告诉《出版人》。与国内其他省市的全民阅读法规、规章相比，《条例》突出了市民阅读权利、未成年人阅读、阅读推广、社会参与、专业化规范化发展等内容，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为全国的阅读立法提供了一个样本。
而更重要的是《条例》解决了推进全民阅读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谁来掏钱。条例规定，对于全民阅读的活动、场馆建设等，各级政府都需在财政拨款上予以保障，同时政府还可以成立全民阅读扶持基金，吸纳社会资本来参与全民阅读的建设。对于全民阅读真正的推动者来说，这样一份真金白银的确保，无疑胜过千万句口号。
从思路到实践，从倡导到立法，一系列自上而下切实且有力的推动，终于把深圳这座城市庞大的阅读潜力化为了一种打心底里的阅读依赖，也让深圳人在谈起文化时从原来的“哑口无言”变成今天的“底气十足”。在受颁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时，前来颁奖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罗西高度赞扬了深圳的选择：“对于一座城市而言，阅读是最有价值的投资之一。深圳能保持远远不断的活力，与十多年来坚持推广全民阅读是分不开的。”
深圳社科院副院长黄发玉则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如今读书已经成为深圳新的城市名片：“深圳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影响中国、影响世界，同时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影响中国，影响世界。‘深圳速度’曾令人羡慕，现在则因为阅读而让人尊重。”
二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阅读一直被视为“私密的爱好”，而正是在深圳这片土地上，阅读的公共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掘，并构成了全民阅读的理念和组织基础。
在第三届深圳读书月的开幕式上，作家莫言感慨到道：“作为一个经济意味相当浓郁的现代城市，每年专门辟出一个月的时间在社会上倡导全民读书的观念实在难得。”自从2000年首创以来，深圳读书月已经连续举办了17个年头，参与人数从首届的170多万人次上升至逾千万人次。“我们希望深圳民间蕴藏的巨大读书热情可以通过读书月得到释放，市民的阅读权利可以通过读书月得到充分满足，城市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可被读书月持续点燃。”作为读书月的创始人之一，王京生如是总结活动的初衷。而在18年后，文化节庆几乎遍及神州的每一个角落，而从它们身上，都不难看到深圳读书月的影子。
深圳读书月期间在中心书城举办的文化活动
作为深圳一大创举，深圳读书月本质上是对中国阅读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强调“个人阅读”的同时，加入了“公共阅读”的维度，通过文化节庆的形式，扩展了阅读的外向性，使阅读成为城市加强价值交流、凝聚社会共识的公共平台。
在十多年的实践中，深圳读书月始终贯彻“总主题+年度主题”的机制指引，在为深圳阅读文化活动开展提供方向，也为全国其他省市贡献了系列观念。诸如“阅读·进步·和谐” “阅读改变城市”“文化深圳，从阅读开始”“阅读提升正能量”等主题，从不同层面揭示阅读的作用与意义。其中“实现市民文化权利”“让城市因为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深圳入选深圳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的十大观念，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并列，足见深圳读书月对特区的影响之深远。
除了观念的引导，深圳读书月更突出的贡献在于一种运作模式的形成。据有关部门介绍，举办早期，深圳读书月采取是“政府主办、专家引导、全民参与、社会联动”的模式，这一模式后来变成了“政府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媒体支持”。政府完成了由“办文化”到“管文化”的转变，企业在活动中的地位得到了凸显。
“这是深圳读书月能够历久弥新、越办越好的关键。”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尹昌龙如是说。
深圳读书月自2003年第四届起开始采取政府委托承办制，由读书月组委会和承办单位签订《承办责任书》，明确双方指责权限。并从2005年开始确定由深圳发行集团总承办。对此尹昌龙表示，承办深圳读书月，对于深圳出版发行集团而言同时调动了参与公共事业和资深图书经营的两种积极性：“阅读活动开展起来，到书店里的读者就多了，无论对聚拢人气还是对图书销售都有积极的作用。对我们来说，两个效益都能兼顾，可说是双赢的结果。”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曹宇同样认为阅读是打通出版产业链的关键，也是出版业在城市文化生活中的最终呈现，但他更强调读书月的可持续性：“作为一个公益活动，读书月实际的经费需求很大，财政的支持相对整个活动的投入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包括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在内的各单位的认同和投入才是支撑活动持续发展的关键。”
据曹宇透露，目前深圳读书月吸引了一批重视自身阅读文化的企业以支持单位的身份参与其中，通过加大市场化运作，一方面解决了经费来源问题，一方面也让触角切实地深入到了企业员工中间，让阅读与企业文化、社交形成了更紧密的结合。
深圳读书月在企业运作上的创新不仅局限于此。在曹宇看来，有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活动的组织者也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活动本身中来。通过引进专业策划公司、采取iso国际规范进行运作和管理，深圳读书月的主题活动总能吸引人的眼球。从十大好书评选到图书漂流，在这里诞生了许多引领潮流的精品活动策划，堪称全民阅读活动的风向标。也正是通过深圳读书月，特区得以对自己全新的文化形象和城市形象进行系统的梳理，在使举国上下刮目相看的同时，也真正让阅读深入城市的肌理，成为这座年轻都会的“新民俗”。
三
每到周末，深圳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门口都会排起长龙——看到这一幕，外来者难免心生感慨：“图书馆之城”果然名不虚传。
“图书馆之城”最初并非出自读者之口，而是源于深圳市政府的规划：从2003年起，深圳基于互联网环境下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提出将特区建成一座图书馆星罗棋布、互通互联、方便快捷的“图书馆之城”，并出台了《深圳市建设“图书馆之城”（2003—2005）三年实施方案》。方案在后来不断续订，如今已变成深圳城市规划中的重要一环。
深圳市图书馆
与之相伴的，从2003年开始，深圳市政府实施“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而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指标作为文化事业唯一指标列入体系。体系的目标之一是将图书馆人均藏书从1.8册增加到2.3册，为此，市财政增加财政拨款6000万元用于两个市级图书馆的图书采购，区财政则需相应承担本区公共图书馆图书采购费用。“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的实施，使深圳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水平跑步进入全国前列。
截至2017年底，深圳全市...